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来自各地的数百位代表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攻了。

  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他们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余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余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住满了军警。他们逼迫工人离开郑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了大罢工，京汉路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五项条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在党组织和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工人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没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训练有素的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

  罢工爆发后，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往返电商，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屈不挠，拒不复工。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同时为了纪念二七大罢工，我国于1971年修建了二七纪念塔。位于郑州市二七广场，是我国建筑独特的仿古联体双塔，它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最年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